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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奥维尔实现的那70多幅画,凡高曾经在此边画下了

浏览次数:59 时间:20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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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法国奥维尔的麦田。凡高曾在这里画下了他最后的作品。也是在这里,他以手枪自尽。 纽南至埃因霍温之间有一段《星夜》的骑车道。 1889年,凡高画下了圣雷米疗养院的窗。

▶ 第九节

Trabuc, Attendant at Saint-Paul’s Hospital, Vincent van Gogh(Netherlands), 1889, Post-Impressionism, Oil on Canvas, 61 x 46 cm, Kunstmuseum, Solothum, Swithzerland

说来真巧,从7月8日开始,到8月8日为止,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将《艺术的力量》凡·高部分翻译完了,不到三万字。随着一个个兰亭字体的字词在屏幕上闪现,艺术君也被 Simon Shama文字的力量越带越深,尤其被凡·高感情和作品的力量越带越深。翻译的过程因此变成向导,引导我去探索、讲述凡·高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在其次,我自己变成了幸运儿,每天都可以第一个听到。然后被故事领着去探索画家盘根错节的作品、简单的灵魂、纯粹的生命。同时再次体会:生命的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在于厚度,不在于长度。

在他去世125周年之际,他所生活和工作过的三个国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将联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

对于大伯的到来,往好了说,约翰娜·凡·高也是喜忧参半。所以,当凡·高五月17日出现在门前时,她又惊又喜:“我原以为会看到一个病人,但面前站着一个肩膀宽厚的强健男人,脸色健康、红润,笑容可掬,模样刚毅。”这两天,凡·高沉浸在家的温暖中,欣喜地望着那个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他表示抗议)的小男孩儿。然后他开始逐个登门拜访,并(可能不太合适地)爱上了象征主义画家夏凡纳【1】的作品,然后去看望了唐吉老爹,后者还存放着他的画作。但是巴黎的喧闹令他不适,当有人告诉他。别人把他和塞尚和劳特累克相提并论,他马上开始担心:自己可能被误解了,而且曝光太多!

特拉比克,圣保罗医院的接待员,凡·高(荷兰),1889年,后印象派,布面油画,61×46厘米,索洛图恩美术馆,瑞士

▶ 第一节

通过海量的绘画、素描和书信,文森特凡高的37年生命历程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他去世125周年之际,他所生活和工作过的三个国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将联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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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相对不长的绘画生涯中,凡·高(1853-1890)创作了很多肖像画。这些肖像画全部具有强有力的色彩和构图,令人望之而生强烈的存在感。

1890年5月,是他生命最后的春天。对于文森特·凡·高来说,一切似乎都在走上正轨。人们不再忽视他。他与自己喜爱的画家互致敬意,对方也提出愿意与他交换作品。在布鲁塞尔,他的画可以放在塞尚、雷诺阿和图鲁斯-劳特累克旁边,一起展示。其中由他完成于1888年的《红色葡萄园》,还卖了400法郎。在巴黎,他的十幅画已经在“独立沙龙”【译注1】中展出。《法兰西信使》【译注2】中,年轻的评论家阿尔伯特·奥里埃(Albert Aurier)将凡·高吹上了天,称他的画作产于“发光的水晶之墙”。就算是凡·高,这么夸奖也有点过了。

从他出生的荷兰小镇,上学的小城,虔敬布道的比利时矿区,绘出第一幅杰作的荷兰乡间,一直到法国的城市和乡村,凡高的艺术创作终于无法遏制地喷涌而出而他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尽头。短短的37个年头,他炙热而孤独的脚步曾经踏足过欧洲西北部的这一小片土地,而这片土地也将永远忆念这个真挚而伟大的灵魂。

《加歇医生》

1889年,凡·高是圣雷米市(Saint Remy)圣保罗医院的病人,他当时为接待员特拉比克和他的妻子绘制了肖像。这个男人令画家十分着迷。“一张很有趣的脸”,凡·高在给自己弟弟提奥的信中这样写。画作中的颜料使用粗犷而写实,铺陈的方式表现在接待员脸上交叉纵横的线条上,体现出他的感情,甚至他遭受的苦难。但是也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这在凡·高很多出色的肖像画中都有体现,其标志就是紧系的领结和紧扣着外套的黄色纽扣。

在巴黎西北20英里的奥维尔小城,凡·高像恶魔附身一样努力工作,每天都会匆忙完成一幅画,有时还是两幅。他从未这么有效率,这么有创造力,这么勇敢。奥维尔完成的这70多幅画,用狂乱的线条和色彩,表达出情感在自然中的深切体验,从此彻底改变了绘画。凡·高觉得,其中的力量要将他席卷而走。就在刚刚过去的四月,精神上的风暴几乎还要吞没他,现在却奇迹般转变为创作的力量;在他此前接受治疗的普罗旺斯疗养院中,医生们声称:他已经痊愈。“似乎噩梦已经完全消散,”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其他朋友过去亲见他陷于自我毁灭,现在也放下心来,为他高兴。看过他的一幅作品后,常常吝于表示称赞的高更,现在也兴奋不已:“虽然你的病还没好,但你过去从未有过如此平衡、和谐的作品。一幅真正的艺术品,其中应有的全部情感、全部内在的热情,这幅画中一点都不缺。”

我记得每一条小径

看起来,奥弗村正是凡·高需要的一味药,能够缓解他加诸自身的焦虑。五月21日,凡·高搬进了村子中心拉乌咖啡(Café Ravoux)的房间。他的心情立刻转好,浑身充满创造力,周围轻柔起伏的麦田让他欣喜,身边还有加歇的陪伴,不过不太喜欢必须他家的餐饭,因为有五道菜,还必须耐着性子挺到结束。令他高兴的还有:医生实际上也同样受忧郁症折磨,虽然他本应治疗这种病;所以凡·高画了一幅正深受病痛控制的医生肖像。凡·高明显感受到兄弟般的情谊,并在画中表现出来。医生手扶着头,有凡·高同样的红头发,同样哀伤和沉郁的眼神看着远方。画中的一切,包括飞燕草,都泛着蓝色。凡·高知道怎么表现这样的画,凡·高真正欣赏的也是这种画!

凡·高十分喜欢这幅肖像,此后他又画了一幅,并送给了他的弟弟,现在人们知道的是这个版本。原作被画家送给了模特,从那之后就消失了。

平衡,这正是凡·高缺少的东西。他像个癫痫病人一样那么两极化,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暗自神伤。他自己也写过:有时候,他“不费多大力气,就能表达出自己的悲哀和极度的孤独”。但一投入工作,他的忧郁就像晨雾一般迅速消散。在给母亲和妹妹薇儿(Wil,全名 Wilhelmina,威廉敏娜)的信中,他说自己完全“沉迷于那片广袤的平原中:麦田一直延伸到山边,像大海一样辽阔,柔和的黄色,柔和的淡绿色,柔和的紫色,来自耕过和除过草的地块……一切都在融合了蓝色、白色、粉色和紫罗兰色等各种柔和色调的天空下。我的心态几乎太过冷静了,但也正是描绘此种风景需要的心态。

文森特凡高的杰作而今散落世界各地,而凡高的根毋庸置疑在布拉邦特(Brabant),作为荷兰南部最大的省,艺术家出生并成长于此。正是在布拉邦特乡间,大器晚成的文森特开始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成为一个艺术家,起初他选择了当地的农民作为绘画主题。他出生于小镇松丹特(Zundert),13岁进城读书在蒂尔堡(Tilburg)上了第一节艺术课,28岁的凡高在宗教生涯结束后选定了艺术的道路,他回到父母居住的小镇埃顿(Etten)磨炼技法,而在小镇纽南(Nuenen)他真正地成为了一个农民绘画家,创作出了早期的杰作《吃土豆的人》。布拉邦特在凡高的人生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在1885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荷兰,但在艺术家晚期饱受精神病痛的时候,家乡的风土依然时时出现在他的笔端,进入他的梦中。在病痛中,我再次看到松丹特家中的每一个房间,花园中的每一条小径。1889年,他从法国阿尔(Arles)寄给提奥的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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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以上文字内容,部分译自《30,000 Years of Art》,纯属个人爱好,英文版权仍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标明出处。by 郑柯-Bryan,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一天一件艺术品”微信公众号】

几周之后,凡·高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当时,一切似乎早有定数。他在1890年最后完成的令人不安的作品:《雷雨云下的麦田》、《树根与树干》和《麦田上的乌鸦》,格式都不同寻常,它们有三英尺宽,两个正方形构成。后人将它们解读为凡·高的自杀笔记,表达出对自己事业失败的绝望。但这全是事后解读,将它们理解为“求救的呼喊”,似乎是某个嗑药过多的高中生的痛苦诗篇,这都纯属感情用事。乌鸦从发光的麦田上充满恶意地飞过,天空黑暗阴沉——呯,他死了。没错,凡·高的画看起来,确实充满张力和危险。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从未寄出,他在信中提到,自己的作品确实危及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不等于说:他自杀的绝望源于艺术上的失败;他想要改变自己最重视的两种绘画类型——风景和肖像,也知道自己失败了。促使凡·高在1890年7月27日扣动扳机的,不管是什么,可能都与他的绘画无关。当然,他的画让他的自戕更令世人痛苦,而没有减少毫分。因为凡·高杀死自己的时刻,正是他想要从作品中获得的一切达到最圆满、最为成功的时刻。

作为凡高的诞生地,北布拉邦特博物馆早在今年年初就开始举行纪念展览。1月24日至4月26日,展览《吃土豆的人》故乡的设计邀请到85位出自布拉邦特的当代设计师,他们的作品由凡高绘画为灵感。因此,也带有凡高这一时期作品的特质:简洁、乡土和自然。2月21日至5月17日的展览霍克尼、毕加索、汤格力及其他将聚焦于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他的作品同样展现出明显的凡高影响。今年秋天的时候,博物馆通过一系列租借作品和自己的馆藏作品,推出凡高在哪里?,这个展览关注凡高的视觉语言在当代艺术领域的滥觞。

《钢琴边的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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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1:Salon des Indépendants – 独立沙龙,1884年开始在巴黎举办的年度展览。展示过重要的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凡高出生于布拉邦特省的小镇松丹特。确切地说,这个文森特并非新教牧师提奥多鲁斯凡高和安娜科尼莉亚(Anna Carbentus)的第一个孩子。在一年之前,曾经有另一个孩子胎死腹中,文森特原本是为那一个孩子所起的名字。所幸的是,一年之后的文森特顺利出生了,随之而后,凡高家又诞生了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分别是安娜、提奥、威尔、莱斯和科尔。

当然不全是一帆风顺。虽然凡·高也画了一些惊人的肖像画,包括加歇医生的一个女儿——钢琴边的玛格丽特,她的裙子是从颜料管里直接挤出来的锌白色,像稠密的翅膀,平铺在画布上,有意做出摇晃、下坠的效果,似乎能发出沉重而响亮的声音。但这里只不过又是一个太过狭小的家庭,无法容纳凡·高日渐增长的激情。他的坏脾气偶尔会发作,也不再出席五道菜的餐饭。他甚至开始怀疑:加歇去巴黎,是要打算抛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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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2: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的报纸。创办于1672年,原名为《文雅信使》(Mercure Galant),1724年更名为《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

而今,在松丹特凡高故居附近的教堂墓地里,依然可以看到艺术家夭折的哥哥、另一个文森特凡高的墓碑。凡高当年出生的房屋已经于1903年被拆毁,而今的故居是在原址上进行重建的。在故居门外的广场上,有雕塑家Ossip Zadkine创造的表达文森特和提奥兄弟之爱的雕塑。在2015年,故居将会举办艺术家驻留项目,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位艺术家待在凡高出生并成长的地方进行创作。

但这些裂痕没有停下他创作的脚步,夏天让瓦兹河谷热了起来,小麦开始成熟。凡·高也着手创作一系列新格式的画作:拉长的双正方形,40英寸长,20英寸宽。这样的“宽荧幕格式”可能很适合传统的手法,有高高的视角和深远的透视,自然可以用全景式处理,就像从火车车窗向外看去一般。如果连续挂在一起,就可以视为环绕式的装饰,就像夏凡纳的长条壁画,凡·高曾对它们充满喜爱。但在现实中,凡·高笔下拉长的场景,既不是轻涂淡抹的伪文艺复兴式壁画,没有模仿夏凡纳的拟古主义,更不是火车上看到的全景画,虽然当时市场上有这个需求。相反,在凡·高笔下,自然的封闭感让人完全浸入其间:他选择提升视角,让人感到气贯心肺,平凡单调因此被扼杀,虽然他在生活中并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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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11岁的时候,文森特从松丹特乡村小学转到泽芬贝亨(Zevenbergen)的寄宿学校就读,13岁时,又来到蒂尔堡读中学。据说,当时的他很喜欢画画,但并未展现出特别的天赋。他的功课不错,特别是在语言方面。1867-1868学年,他因某些原因辍学,自此以后便结束了校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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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凡·高想要什么样的艺术?很简单:文森特·凡·高希望自己的画里面,可以饱含那种充满幻想的光辉,这光辉曾经曾经来自基督教。他曾写道:耶稣是艺术家,人性,是他用来创作的媒介。文森特希望现代艺术成为福音,为世间带来光,并由狂喜的见证者传播慰藉和救赎。现代艺术的使命可与救世主相提并论,它要直接与悲苦之人(misérables)心心相通,有穷人、文盲,还有行走于工业社会中受伤的灵魂。凡夫俗子日夜劳苦,生活严苛无味,步履维艰。艺术也许能帮他们与自然交流,认识到艺术的无限可能,而且艺术也可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在过去的信仰世界中,教堂中的彩色玻璃和圣坛装饰画起到同等作用。如同那些花窗一样,这种新艺术将会闪耀出各种色彩,因为色彩象征神性的存在。纯粹的颜色正如孩子们的画,拥有纯真无邪又灿烂的张力。用猛烈的短线条、点画和圆圈涂抹这些颜色,既充满艺术技巧,又天真朴实;我们会想象自己变成这种笔触。画家提高、增强了自己的感知力,观者也将会从这些画中体悟到他强烈的情感和观察。当代绘画会成为某种友谊,成为一个视觉上的拥抱。“握手,此致”。文森特曾经这样在给弟弟提奥的信尾落款。同时,实际上,他也是这么签署自己的作品,献给我们所有人。

凡高当年上第一堂绘画课的教室至今依旧保留着,已经成为了蒂尔堡市立博物馆一部分。1866年,13岁的凡高正是在这里接受了艺术的启蒙,他的美术老师是当时著名的建筑师Constant Huijsmans。而今,博物馆依然会为远道而来的参观者举办艺术课堂,让人们了解19世纪末荷兰的艺术初等教育是怎样的情形。

《日出的春日麦田》

 

文森特的叔叔另一个文森特,被称为森特(Cent)为16岁的男孩找到一份差事,在国际艺术品经销商古皮尔(Goupil Cie)公司担任学徒,他被派往海牙的分部。文森特留下的最早的信件始于1872年在古皮尔的时光。这也是他和弟弟提奥终生通信的开端。后者于1873年也进入古皮尔的布鲁塞尔分部。同年,文森特被调往伦敦分部。在伦敦期间,文森特参观了很多美术馆。在书信中,他会与提奥分享欣赏艺术作品的感受,他特别欣赏农民画家的作品,例如让-弗朗索瓦米勒和朱尔斯布勒东。米勒的《晚祷》的确是一件好作品,凡高在1874年写给提奥的信中表示,杰出的、像诗一样的作品。

在艺术史中,这时正是视觉与纯光学现象分离的时刻。视线中发生了某些难以置信、又令人陶醉的怪异之事,发生在凡·高身处圣雷米那周,在《日出的春日麦田》中。这幅画的的确确画出了一条边界,在一种绘画和另一种绘画之间,在传统和现代主义之间。墙后升起一轮朝阳(或者是毛茛黄色的月亮正在落山)。天空是奶油色,山和小屋是蓝色。可是有一道矮墙,像是旋转刀片,从画面正中切过。它前面,表面上是点缀着罂粟的草地,实际上是坍塌的空间和景深。碧绿色如墙般升起,辅助视觉的 透视拐杖被打到一边,我们的眼睛摇摇摆摆、踉踉跄跄,头晕目眩。

▶ 第三节

1875年,文森特被调往巴黎,他变得越来越虔信,在寄给提奥的信件中大量引用圣经中的文字。尽管他对艺术兴趣盎然,但逐渐对画廊的工作感到兴味索然。1876年,他被解雇了。恢复无业状态的凡高辗转于助教、牧师助手、书店伙计等差事,24岁的他始终没有找到未来的方向,这让他的父母感到担心不已,最终答应他去进行神学深造。但凡高在阿姆斯特丹苦读一年并没有任何收获。尽管放弃了学业,但是文森特依然希望侍奉上帝。他离开阿姆斯特丹,到比利时的博里纳日(Borinage)矿区全欧洲最艰苦的矿区之一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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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严酷的地方,乍看上去,周遭环境有一种黯淡而死寂的感觉。1879年4月,文森特在致提奥的书信中描绘了博里纳日的情形,多数煤炭工人因为发烧而显得苍白,看起来劳累而憔悴,饱经风霜的样子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这里的女人也显得非常疲惫。

《有两个人物的灌木丛》

 

文森特和当地穷人生活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财产。他充满奉献精神,被称为矿区的基督,但是他的虔敬和热忱并未感染当地的居民,他再次失去了工作。宗教生涯戛然而止,但艺术生涯却拉开了帷幕。文森特在写给提奥的信件中常常附上一些小画,因此,提奥建议他专注于画画。文森特意识到他可以通过绘画侍奉上帝。

大约六周之后,一切变得更糟了——或者说更好了!在《有两个人物的灌木丛》中,你一定会迷失方向,一眼看上去,树干并排而列,就像是课本里的透视练习,再仔细看,画中明显没有灭点。看过令人茫然的对角线,那些小道形成多种透视上的路线,它们除了把我们带到某些已经标明的黑暗林中空地之外,哪儿也去不了。与《日出的春日麦田》一样,平时的规矩反转了,视觉的最佳集中点在前面,而不是后面的图画空间,最前面的树干已经说明这一点。但在这混乱的、幻觉般的、如同《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场景中,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物,也许象征文森特渴望的陪伴。初看上去,他们似乎在走近我们。但他们的轮廓太模糊,很容易就会消失不见,或者更反常的是,携手走入林间的黑暗。情感的信息与透视一样,在林中迷失。

要不是凡·高被旧教会禁闭那么多年,也许他永远都无法迈进这种“新教会”的门槛,是那崇尚颜色之人的教会。原因不在于他怕控制不了,所以拒绝进入艺术的圣堂,或是不愿意进入教会的圣殿。恰恰相反,他渴望它们能够恢复令人顿悟的力量。如果其中一个令他失望,他就会带着焦躁不安的希望,一边颤抖,一边转向另外一个。

骑行在凡高的星夜

风景画所有已知的规则,在这些构图中完全解构了,但它们的构思实在太巧妙,画得实在太耀眼,一个崩溃的心灵不可能画出这样的作品。更有可能的真相恰恰相反:无论是理念还是技术层面,这些最后的画作都是如此复杂,它们需要开足马力的凡·高集中所有注意力。它们的观察点,要么是摇摇晃晃地浮在天空,要么是凡·高所谓的“sousbois”——从灌木丛看过去,不见天日,以强大的侵入力穿过自然的内部,就像在森林中一样,眼睛的组织能力完全被打败。

他自己父亲的房子,时常要么陷入对上帝的狂热,要么处于凄风苦雨之中。西奥多勒斯·凡·高牧师,他的教众是赫仑桑得(Groot-Zundert)小村里一小拨卡尔文主义新教徒,这个小村位于传统的天主教地区——荷兰北部的布拉班特(Dutch Brabant)。牧师自己就是宗教复兴运动的信徒,强调简单直接的信仰方式。可在文森特童年早期,虽然他是七个孩子中的长子,大人们就一直要他记得:自己永远都是文森特·威廉二世,补代父母怀上他之前三个月刚刚在襁褓中死去的兄长。每个礼拜天,全家都会聚在教堂院落中,为第一个文森特的灵魂祈祷。

2015年春天,凡高当年在博里纳日传道时居住的小屋(位于比利时蒙斯郊外的瓦斯梅村)已经修缮一新并且对外开放了。与此同时,蒙斯美术馆也在1月25日至5月17日举办展览凡高在博里纳日,一个艺术家的诞生,这个展览呈现70件绘画、素描和书信,大部分都是从凡高博物馆、库勒穆勒博物馆等重要的凡高收藏机构租借而来的。

译注1: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1824年12月14日-1898年10月24日),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画家。

还有第三个文森特:森特叔叔,他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海因叔叔和科尔叔叔也是。)虽然森特叔叔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古皮尔公司(Goupil & Co,)的画廊,他还是有足够的影响力,为自己的侄子打开海牙分店的大门。所以,这位一生中只成功卖出一幅画的画家,也是唯一一位从一开始就从事艺术行业的现代大师。也许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很奇怪,文森特从不反对将艺术作为装饰:房屋装潢,应该从现代劳作的煎熬中摆脱出来。不过对于应该装饰成什么样子,他的标准很高:应该表现天堂般自然的一角,或是体现出花儿和田野的勃勃生机。古皮尔卖的东西却是:脸上有酒窝的裸女在阴影中嬉戏,或是河边草甸中沉甸甸的乳房;这明显不合他的要求。

1880年10月,文森特正式开始为成为艺术家而努力,专心练习素描,并开始接触艺术家社区。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带薪的工作,提奥为此经常补贴他的生活。文森特先是居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接着回到了父母位于布拉邦特省埃顿镇的家中。当时,文森特的父亲在教堂中布道,而文森特则待在20米以外的牧师小屋练习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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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前,凡·高就开始瞧不上这种艺术了,他可能会称之为“陈旧过时,只堪虫蛀”。考虑到当下的状况,这个有着胡萝卜色头发的二十岁年轻小伙子,必须要称赞那些“先生、太太”们的品味,而且他做得很好,不久就得以升职前往伦敦。在伦敦的科芬园南安普顿街(Southampton Street, Covent Garden),古皮尔有一个经销商铺,离透纳成长的地方有一箭之遥。正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煤气灯下,真正的文森特破茧而出,不再是过去那个刻板的年轻荷兰人。这一切从他成为饥不择食的阅读者开始,从他发现莎士比亚、乔治·艾略特和狄更斯开始。人们常常以为:在现代派中,这个画家不太有思想,只喜欢在浓厚的颜料中纵情。实际上,他却有点像一个教授。写给提奥的信中,满是真知灼见,表明凡·高不是仅靠直觉的生物,而是要情不自禁、坚持不懈地思考、讨论有关诗歌、文学和世界大势。

父母轻视艺术家这个职业,因此和文森特产生了重重矛盾。而今的埃顿却视文森特的这段经历为宝贵财富。文森特的父亲当年传教的教堂而今被命名为文森特凡高教堂,迎接着来自全球各地旅客的瞻仰。

在《树根与树干》中,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到文森特发热的大脑:所有的树瘤、窒息的草丛,隆起的突出物,盘根错节;还有爪子一样的形状,钳状的枝节如骨骼一般,不怎么像植物(让人想起他6年前在纽恩完成的素描,画中是冬天的树,粗糙而动人)。但这幅惊人的画,是又一次实验,实验油画线条和颜色单独存在的活力,实验自然无法抑制的力量。自现代主义建立那一刻起,这幅画就已跻身最伟大的作品之列(注意的人也最少)。正如《有两个人物的灌木丛》一样,迷失在其中,正是针对风景画枯竭、疲乏的传统,同时也是在声明与其断绝关系。怪兽般的树根,仿佛生长在巨人国中,有些迷你的树形结构在为了空间和光线而拼搏,痴迷于日本禅的凡·高,是不是想要在微小空间里种出盆栽?因此整个视角是两极化的,同时具备鹰和兔子的双重感觉。画中有麦粒般的金黄和粘土般的赭褐,这些颜色在捉弄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以为看到一片田野或是一座山丘,然后却又会将其搅成一锅粥。常见的美学痕迹,不管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都被剥夺了意义。在《树根与树干》中,绘制出来的形状在敲打着我们眼睛的窗户,似乎试图砸破玻璃,冲将进来。在奥弗村的最后几周,凡·高完成的其他画作中,田野内部的东西——植物的茎梗——就像一个幕帘,占据了整个视野。这种正在无限生长的事物无始无终,要遮蔽我们。它将天堂与大地压缩到极致,要将我们活埋在即将吞噬我们的造物海洋中。

心中的火燃烧起来之后,他发现了另一种激情。他住在斯托克维尔(Stockwell),女房东有个女儿,穿着紧身胸衣,目光敏锐。望着她,凡·高恋爱了,爱得很深。尤金妮娅·罗耶(Eugenie Loyer)已经跟别人订婚了,他也不管。他只是相信:自己的感情浓烈、真挚,一定可以打动她。现实却并非如此。拒绝击垮了凡·高,他逃离了这个住所。

不久后,文森特离开父母的家,来到海牙向表亲安东莫夫(Anthon Mauve)学画,并且和Sien Hoornik成为了情人,后者曾是妓女,且带着一个5岁的女儿,这段关系让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震惊不已。和Sien的感情结束后,文森特去到荷兰北部德伦特省(Drente),描绘当地的沼泽和荒原,这一经历带给他平静和启发。不到三个月时间,雨水、寒冷和孤独让文森特离开德伦特,回到布拉邦特父母家中,此时的凡高夫妇居住在另一个小镇纽南。

▶ 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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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2月,文森特搬回家和父母同住。纽南是农民画家的理想居所,这里有很多农民、工人和织工。文森特不放过任何绘画的机会。1884年,文森特提议将这些作品邮寄给提奥。根据他们的计划,提奥可以在巴黎出售这些作品。但是,当时的巴黎人更欣赏富有色彩的作品,文森特色调昏暗的油画无法入他们的法眼。与此同时,文森特和父母的矛盾也始终无法调和。1885年,父亲去世后,文森特搬离了家,继续在纽南乡间进行创作,《吃土豆的人》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这些画让我们哑口无言,也许这正是凡·高的本意,他在写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这些作品把自己最后的理智都置于危险境地,而这最后一封信并未送出。但是画中强烈、逼人的构图不是凡·高精神向内崩溃内爆的症状,也并未表明他错乱到要自杀的地步,而是证明存在某种创造力,它要紧紧跟上自己惊险的重新创造的步伐。难怪在此最后阶段他时间画素描。最后这些作品虽然令人目眩神迷,凝视它们时,却很难不心酸,不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某种永别之歌,而是因为它们表现出的极端孤独:终其一生,这是凡·高最最害怕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当凡·高完成这些颠覆之作的某个时刻,他画了一小幅速写,其中有个男人孤独地坐在小船中,手放在船舵上,将要出海。从绘画的意义和功用角度考虑,无论用何种标准,凡·高都已经成为那位孤独的水手(因为几乎要再过十年,塞尚才能发现某种类似的破坏性方法,处理绘画表现的本质方式)。奥里耶是对的,凡·高真的变成了遗世独立之人(un isolé)。这个想法让他心惊胆战。凡·高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志趣相投的朋友、温馨和谐的家庭,他要依靠他们。

尤金妮娅·罗耶

在纽南的两年时间里,文森特用画笔描绘了当地的14处景观。而今,在纽南的文森特中心(Vincentre),参观者可以利用最新的视听技术,将整个小镇作为一个户外博物馆,循着艺术家的足迹走遍这里的每一处风景。

但是他们都在不断远离。高更以前已经毁掉了南方画室,他现在开始探讨“热带画室”了,放在遥远的地方。最糟糕的是,提奥在说要搬回荷兰去,一来他在巴黎画商圈里的位置让他很郁闷,二来他迫切需要多挣钱,好养家糊口,所以他想回到荷兰的莱顿(Leiden),母亲跟妹妹已经在那里定居了。 这样的未来令凡·高特别痛苦,虽然此前兄弟提奥、约翰娜和小文森特来过一次,大家都很高兴。当时,凡·高的亲情开始流露,只要是自己能圈起来的家畜,他坚持要秀给侄子看。也许就是在那时,提奥暗示他将要发生的事情,令他沮丧不安。七月6号,凡·高前往巴黎,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要去说服提奥,不要搬走。不过这一趟白跑了,兄弟情谊开始苦涩地变味儿,凡·高返回奥弗村时心灰意冷,害怕自己往后就会失去生活来源。有时候,他对未来可能发作的困境十分恼火;有时候,他又会怪自己成为了兄弟的负担,更何况这个兄弟自己身体也不好,他的重点现在是自己最接近的家庭。但是提奥的一个暗示让他特别惊骇:现在,凡·高已经逐步得到认可,站在成功边缘,可以想象,该是凡·高至少承担一点家庭责任的时候了。成功的前景让凡·高感到恐惧,原因就在于此。虽然没有影响到他的创作质量,但到了1890年七月,他的《雷雨云下的麦田》中的天空开始变暗,这也是原因吧。

凡·高直接投入了耶稣的怀抱,耶稣也从未远离他。在英国作家迪斯雷利【1】笔下的伦敦下层社会里,在流浪汉、醉鬼和妓女中,文森特把自己看做这些赤贫之人的传教士。他阅读埃米尔·左拉、维克多·雨果,他读了更多艾略特和狄更斯,最后是约翰·班扬【2】。凡·高将自己比作朝圣者,带着随侍,打着灯笼,走在石头铺的路上,照亮黑暗中的人。在里士满(Richmond),他的第一次传道以此开端:“我们的生命,是一次朝圣。这是古老的信仰,也是优秀的信仰。我们是大地上的陌生人,但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孤独,因为有信仰在侧。我们是朝圣者,我们的生命,是从尘世到天堂的漫长之旅。”

与此同时,在整个布拉邦特省,设置了5段全长335公里的自行车骑行路线,游客可以沿着凡高的足迹,遍访当地风光,体察人民的淳朴生活。其中,在纽南至埃因霍温之间有一段路线,是灯光艺术家Daan Roosegaarde特别根据他的名作《星夜》进行布置的。路面上铺设了大量夜光石和LED灯,在傍晚骑行的游客可以感受到别样的体验。

▶ 第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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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疯狂

在《树根与树干》形成的视觉窒息之中,至少还能看到一片天空,给人安慰。但在《麦田群鸦》中,天空到底有多黑暗,还是个未知数。天是深深的钴蓝色,有小块黑色乌云,这可不是透纳笔下的暴风雨。乌鸦们可能是飞向我们,然而刻画它们的,是最基本的笔划,也许就像林中空地那两个方向不明的人物一样,它们也可解读为正在飞走。不过,毋容置疑的是,凡·高以风景传统为目标的创作,首次出现于《日出的春日麦田》,现在到达了终极目标。实际上,他从《树根与树干》的激进主义方式中退回一点,因为不可能从主题的角度去解读画面,我们被迫将其视为颜色和形状的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以放弃描绘的方式,传递出自然的力量。一眼看去,《麦田群鸦》似乎更容易画,与我们的视觉期望也没那么多正面冲突。麦田中似乎有一条小道,产生某种距离感。但再看一眼,伴着拉乌咖啡的一杯苦艾酒下肚,透视仿佛已经消失了,它再次被反转过来。那里没有灭点,此路不通。两侧的小径也哪儿都去不了,却像图画两侧无目的拍打的双翼。绿色的点划构成的通路是什么?障碍物?还是路两边的草?想要解读这里的视觉信号,但我们所有的假定都不正确。似乎一个路标上有“向上”的箭头,原本要告诉我们往前直走,突然却变成了一个命令,要我们浮在空中。

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作家本杰明·迪斯雷利

完成了《吃土豆的人》之后,文森特决意去比利时安特卫普继续学习绘画,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荷兰。不过,他在安特卫普没有待很长时间,尽管那里有充足的绘画材料、模特、画室,还有教堂、博物馆,但是那里的绘画教育对文森特来说太传统了。1886年2月,文森特来到巴黎投奔他的弟弟提奥,并且进入费尔南德柯罗蒙(Fernand Cormon)画室学习。

它也不是要邀请我们进入外太空,而是更像一扇帷幕;在视觉上,我们不是被吸引着往前走,而是被拉进去,然后置于稠密、扭动、绚烂的颜料之墙下面。从他在席凡宁根(Scheveningen)的沙滩上拿起画笔开始,从他在德伦特潮湿、黑暗的荒野中开始,文森特·凡·高就一直想要这种感觉,同时被自然和颜料活剥生吞的感觉。多年来,他一直努力要实现一种视觉效果,让人可以完全沉浸在自然界翻腾的活力中,他要实现一种令人悸动的感觉,让现代生活的孤独感消失不见。实际上,这十分接近托尔斯泰对生命意义了不起的发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每天的生活,既不多,也不少;就在于平凡生活点滴的不断叠加,直达最极致的喜乐。然而,对于可怜的凡·高来说,有时候,极致的喜乐与极端的痛苦无法分辨。

 

当时巴黎的艺术中心在蒙马特高地,身为艺术经销商的提奥同样生活于此,他将文森特介绍给莫奈等人,文森特同样在画室里结识了新一代的艺术家,亨利德图卢斯-劳德雷克、埃米尔贝尔纳等人。从此,他的生活和他的艺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文森特作品中的灰暗色调让位于艳丽热烈的色彩,农民题材换成了咖啡馆、林荫大道、塞纳河风光、花卉静物,他也甚至尝试过更加商业化的主题,例如肖像。在巴黎,请一个模特相当昂贵,因此,文森特喜欢画他的朋友,还有画下自己。文森特在日本版画中寻到了不少灵感,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和提奥开始了版画收藏。

▶ 第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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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巴黎的蒙马特之旅依然带着旅行者走访文森特的足迹,包括提奥的家、艺术家的支持者佩雷唐古伊老爹的商店,还有文森特与艺术家朋友相聚的各个地点。

余下的日子可不太平。最后几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以为自己已被提奥和约翰娜抛弃,想到必须要自谋生路就开始恐惧,虽然现在他的成功已得到认可,但像过去一样,他还是无法抵抗突然发作的癫痫,还有躁郁症。这一切让他在七月27日拿起了枪,而不是画笔。用散弹枪射杀自己大概太难了,如果他瞄准的是心脏,那就打偏了。文森特踉跄着走回拉乌咖啡。唉,他常常都是这么踉跄;拉乌夫人这么想。最后,她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敲敲他的门,问问情况,只有在那时,拉乌夫人才听到凡·高低低的呻吟,然后是羞怯的忏悔,说自己去外面自杀了;她这时才明白。不用担心,凡·高说,没什么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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